潘悅 制圖
在政策支持與市場需求的雙重驅動下,S基金(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呈現出活躍發展的態勢,多地地方政府及國有資本密集布局,今年已有多只新基金相繼落地。
專家表示,S基金的發展既是化解存量資本困局的應急之策,更是重構資本市場生態的長遠布局。未來需通過政策松綁、機制創新與生態擴容,推動S交易成為市場化定價的價值發現平臺,最終實現科技、資本與產業的深度協同。
多支國資S基金成立
今年以來,S基金領域動作不斷,多只新基金宣告成立。
近日,成都交子金控集團攜手頭部金融機構設立百億S基金。據介紹,本次簽約的S基金是在科技部的牽頭指導下,由成都交子金控集團與建設銀行旗下建信信托、中國信達、成都策源資本、合肥興泰控股達成戰略合作,共同出資設立,目標總規模100億元。
2月14日,由江西聯合股權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發起設立的江西省首支S基金江西潤信贛投接力基金完成備案,注冊資本5億元。
1月9日,浙江省第一支由政府主導的S基金正式成立,首期規模5億元、遠期50億元。
事實上,從2024年新成立的基金情況看,國資就在積極入局S基金市場:4月,安徽首支S基金合肥市共創接力基金完成注冊設立,規模28億元;5月,四川首支S基金成都科創接力基金注冊成立,總規模15億元;7月,福建首支S母基金自貿領航S母基金完成工商登記,目標規模20億元,首期規模5億元;9月,天津市首只國資參與的S基金海泰科勒基金完成注冊設立……
“新設S基金中,國資LP(出資人)和GP(管理人)主導,這是政策驅動與流動性紓困的需求,也是風險偏好與政策目標適配的結果,更是制度優勢與生態構建的舉措。”南開大學金融發展研究院院長田利輝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在2016年至2019年集中設立,現已進入退出期。國資通過設立S基金實現“以時間換空間”,避免資產減值壓力傳導至財政體系。
著力優化退出機制
對于創投市場而言,疏通退出堵點至關重要。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簡稱“中基協”)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月末,存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30122只,存續規模為10.96萬億元;存續創業投資基金25295只,存續規模為3.36萬億元。
從退出情況看,中基協去年末發布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年報(2024)》顯示,截至2023年末,已進行季度更新、完成運行監測表填報且正在運作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投資項目共退出28505個,發生退出行為56415次,退出本金2.31萬億元。2023年當年新增退出項目7153個,發生退出行為10093次,退出本金5061.34億元。
與逾14萬億元的私募股權、創投基金總存續規模相比,目前退出端整體規模仍顯不足。在傳統退出渠道發生數量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發展S基金的意義愈發凸顯。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證監會主席吳清表示,將不斷完善私募和創投基金監管制度規則,圍繞優化退出“反向掛鉤”政策、推進向投資者實物分配股票試點、健全基金份額轉讓制度、支持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S基金)和并購基金發展等,進一步暢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并與有關方面共同推動完善考核容錯等機制,支持多渠道拓寬資金來源,促進“募投管退”良性循環。
政策層面也在不斷推動。2025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政府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拓寬基金退出渠道。推動區域性股權市場規則對接、標準統一。鼓勵發展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S基金)、并購基金等。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提高新三板和區域性股權市場服務股權投資的能力,拓寬政府投資基金退出渠道。
“S基金的崛起是中國資本市場深化改革、優化資本生態的關鍵舉措,其戰略意義在于化解退出堰塞湖,激活存量資本;在于引導長期資本布局,服務國家戰略;在于防范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田利輝表示,證監會主席吳清強調的“優化退出反向掛鉤政策”和“實物分配股票試點”,正是為了疏通退出堵點。S基金通過接續策略延長資產持有周期,匹配硬科技企業長研發周期需求,成為“耐心資本”的重要載體。這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目標高度契合,推動資本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集。國資主導的S基金通過承接地方引導基金份額,緩解財政資金流動性壓力,避免因集中退出引發市場波動。同時,S交易的價格發現功能可減少非理性拋售,維護資產估值合理性。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指出,我國S基金發展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在募集資金、估值定價、轉讓程序等方面還存在不足。
田利輝建議,促進S市場發展的破局路徑需從政策、機制、生態三方面發力。政策需要創新,優化國資考核機制,適度合理豁免“國有資產流失”追責,構建差異化制度框架。還要擴容交易試點,推動更多區域性股權市場接入S份額轉讓,并探索跨區域交易互聯互通。機制需要完善,建立標準化估值體系,提升市場效率與透明度;還需要生態協同,引入險資等長期資本和家族辦公室等金融機構,發展S母基金與接續基金,培育多元參與主體。
“未來需通過政策松綁、機制創新與生態擴容,推動S交易從‘國資主導的流動性紓困工具’升級為‘市場化定價的價值發現平臺’,最終實現科技、資本與產業的深度協同。”田利輝說。